德國攝影師瓦爾特像拍記錄片一樣，忠實地記錄下了這些在死亡線上徘徊的人們。

　　一位治療過無數病人、挽救過無數人生命的醫生，臨終前經常被噩夢嚇醒；

　　一位音樂家在病床上牽掛的不是他的親人，而是家里那只陪他度過多年的狗；

　　一個天使一樣可愛的女孩因為母親遺傳的艾滋病，在漫長的住院期間，只是想回到家里，跟鄰居的小伙伴們一起做游戲；

　　一位敬業的警察因為長期值夜班，只能在白天入睡，夢中也會大喊“站住！別跑！警察”；

　　一位前政府官員在國家統一后失業，原先享受的高福利沒有了，不由得怨聲載道，一個勁地發牢騷；

　　一個曾在納粹軍隊服過役的老人心事重重，一言不發，對瓦爾特的拍攝心懷警惕，決不提及自己的那段歷史……

　　這一組圖片是在歐洲引起轟動的“死亡肖像系列”，由德國攝影師瓦爾特拍攝，記錄了一些人的生與死，他們中有科學家、官員、警察、作家、銀行家、醫生、農場主，甚至還有幾歲的孩子和剛出生的嬰兒。不管他們的身份、地位和年齡有何差異，攝影師對他們的記錄無一例外地是兩張照片：一張記錄他們活著時的狀態；另外一張則是他們死亡后的表情。在這些人的臉上，有不甘心、平靜、滿懷希望，也有絕望、放棄、哭泣、害怕，還有深深的哀傷。

　　攝影師的拍攝動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二戰中面對死亡時的慘痛經歷。

　　在這組圖片中，瓦爾特使用對比手法，表現人類在瀕臨死亡時的精神狀態。編輯成冊的圖片在歐洲展出銷售時，一銷而空，接連再版，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但是這組作品卻獲得了包括ADC金獎和荷賽銀獎等紀實攝影方面最高獎項，瓦爾特也被評為德國年度肖像攝影家。

　　《死亡肖像》并非是瓦爾特有意為之。“有趣的是，在我剛開始拍新生嬰兒時，我發現新生嬰兒的臉上表情都很恐怖，而人在死亡前后的臉上表情卻很安詳。德國以前有一個傳統習慣，在人死亡時會做一個面具，這些面具的表情很安詳，這給我很大的震驚，為什么人從出生到死亡有這么大的一個變化？”

　　從拍攝新生的嬰兒開始，瓦爾特開始拍攝那些瀕臨死亡時人們生前死后的狀態。這樣的工作是漫長而艱難的。瓦爾特開始頻繁地往醫院跑，跟那些瀕臨死亡者的家屬和朋友交談，告訴他們自己的攝影目的，給他們看自己的攝影作品，在征得家屬同意后，瓦爾特再和瀕臨死亡者握手交談，征得他們的同意，與他們簽訂合同。

　　在準備工作就緒以后，瓦爾特把自己的床鋪搬到了病房，和這些被拍攝者們住在同一間病房，和他們聊天、擁抱、握手，給他們喂水。

　　“我跟他們聊對死亡的看法，聊彼此的經歷和家庭，聊他們死去的親人，對已知自己時間不多的他們來說，我是最好的傾聽者。他們把藏在心底一輩子的秘密告訴我。在給他們拍照片的同時，每天晚上，我就把他們的故事用筆記錄下來。”

　　拍這樣的照片需要耐心和毅力。拍一個人的過程有時候長達一個月，有時候是一個星期，有時候是兩三天或者更短的時間。“機器始終架著，相機裝滿膠卷，電池都是新的，你要做的是根據病人的行動和表情，按動快門。”

　　就這樣，瓦爾特的工作持續了6年，用相機記錄下了許許多多人的生和死。在展覽和出版作品的時候，瓦爾特把一些人生前的照片和死后的照片并列在一起，每張照片下面都用文字描述了被攝對象的一生。這樣的編排給觀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我在等待一個信號

　　勞爾曼是公司經理，典型的工作狂，“從來沒有想到疾病這回事。”然而有一天，他從公司出來時突然暈倒了。他當時還想，這真是太可笑了。可沒過多久，他竟然又暈了過去，這才意識到一定是有什么嚴重的問題。經醫院診斷，是無法醫治的腦腫瘤。

　　從此之后他不再照鏡子，整個身體非常虛弱，頭發也在一次化療之后掉光，后腦勺突起一塊大包，用手指就能量出它的大小，那是腫瘤轉移的癥狀之一。他的肺、大腦、腎臟都有癌變，運動機能開始退化，每一個簡單的動作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他不想談論死亡，反倒更愿意回憶他的生活：如何度過1968年的歐洲青年革命；從德國的家鄉小鎮沖到巴黎的革命中心；波德萊爾、街斗、革命、女人等等。他愿意過一種瘋狂荒唐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他總是時不時地切斷生活中的所有關系：家庭或者朋友，從不后悔，也不害怕即將發生的事情，“我會很快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