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懷疑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和生活條件迅速改善；也沒有人懷疑由于社會不確定因素的增多，人們面臨越來越多的生活風險：事故、污染、健康威脅，甚至在普通老百姓意料之外的是，在電廠林立的今天，居民在這個炎熱的夏天遭受斷電之苦。
　　
　　在北京參加國際心理學大會的心理學專家們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中國正值社會和經濟轉型期，也處于心理問題高發(fā)期，各類心理問題叢生：“前赴后繼”收受賄賂的交通局長、討工錢不成跳樓的農民工、報復校園的大學生、綁架人質的下崗工人，以及被焦慮癥、抑郁癥困擾的許多社會精英。

　　“這些事情背后暗含著社會轉型帶來的人們心理壓力的失衡狀態(tài)，個人的不健康心理導致了許多慘劇的發(fā)生。”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王登峰說。

　　他說，改革開放20多年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為中國人提供了越來越開放的社會發(fā)展空間和相對豐富、暢通的社會流通途徑，也造就了今天中國人在總體上積極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近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社會由上而下的各階層中，六成多的人希望向上層流動。

　　但是，王登峰同時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物質利益的過分追求，對精神層面追求的淡漠，社會責任感的喪失，已經統(tǒng)治了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理，上升為某些領域和人群的普遍社會心理。

　　“中國人的生活條件、居住環(huán)境這些年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從工資幾百元增加到幾千元的中國人比過去更滿足了么？”他分析說，在收入一百元的時候，人的需求也很少；在收入升至一千元甚至幾千元時，從心理學上講，人們的欲望迅速膨脹。而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增加能夠帶給人們的物質滿足是非常有限的。“許多國家的人們都在這個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心靈經受了更多的挫折。”

　　他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的社會地位、等級決定了他掌握的社會資源，而市場經濟把人們推向市場，優(yōu)勝劣汰的法則下，人們普遍感到“自己成了商品”。而上了貨架的人們拼命想被人關注，成為名牌，體現(xiàn)自己的價值。

　　“就像如果人是飲料，那么人人都想作可口可樂，”王登峰比喻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許多國家干部和學校老師為了通過高收入體現(xiàn)自身價值，不甘寂寞，從商“下海”成了那個時代的印記。“他們在拼命‘成為可口可樂’的過程中感到了壓力，而即便是‘成為可口可樂’后，又覺得失去了很多，這個過程中，人們經歷了太多心靈上的折磨與煎熬，造成了群體性心理失衡。”

　　來自美國的尤韋·吉倫教授一直從事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他認為，中國現(xiàn)在與美國60年代的社會很相似，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轉型期的社會、經濟乃至個人的不確定性因素與“焦躁”的社會心理相結合，必然導致眾多的社會矛盾。

　　北京大學心理學副教授侯玉波指出，當今天的人們對未來沒有良好預期，感到無法把握自己的未來時，人們開始更多地著眼于眼前利益，沖動性增加，于是商人制造了阜陽的劣質嬰兒奶粉，非典時期的假醫(yī)用手套。他們?yōu)榱俗非罄�益最大化，可以無視對環(huán)境造成的污染，也可以不惜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按照心理學家的說法，腐敗行為的心理因素更為明顯。

　　侯玉波說：“當官不比做商人輕松。”為官一任都不愿無所作為，但身在官場，一些人耳聞目睹了許多依靠不合法手段獲取高位的例子，便自認為晉升之道并不一定在為民辦事。在這種心理傾向的支配下，一些人無法將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于是各種災難性事件頻頻發(fā)生。

　　當然，農民和農民工的心理問題尤其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他說，中國在發(fā)展，但是農民的地位在下降。如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工業(yè)化更多是以消耗資源為代價的，農民在其中付出的多、獲得的少。例如，中國山西以煤礦資源豐富著稱，而冒著生命危險在煤窯里工作的挖煤農民每個月只有500元收入，面對著來自城市的巨額利益獲得者，他們不可避免地心理失衡。

　　同時擔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的王登峰教授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在當前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下，“中國的教育沒有跟上社會變革的步伐”。他說，社會競爭增強，教育已經一天天變成讓小孩子記住東西，忽視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社會化訓練。于是一代代大學生、高中生更多地考慮怎么讓自己過得開心、過得舒服。在面對困難，面對壓力的時候，許多人出現(xiàn)了反常行為，于是有了馬加爵報復校園的極端例子。

　　心理學家已經開始探索解決方法。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主任時勘說，在政治領域，中國科學院已經就變革時期的領導者建立科研課題，通過事件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考察人的品行，沖動性，責任感等指標，通過探索具有較好信度和效度的測量工具，建立中國領導勝任特征的數(shù)字模型。

　　“這一科學的模型有望成為中國領導干部選拔的重要指標。”他說。

　　美國的尤韋·吉倫教授說，在美國，有學者專門研究法官腐敗，他們通過調查不同法院的工作氣氛，法官的家庭關系，來確定什么樣的法院更容易滋長腐敗，修改其工作規(guī)則和工作方式，為政府制約腐敗提供意見。他指出，中國在這方面開展類似的調查研究必將對反腐敗工作提供有力幫助。

　　就當前中國人個體心理問題，尤韋·吉倫建議開辦輔導母親們如何培育孩子的項目，“相對于其他社會群體，年輕人的心理行為更容易矯正，并且，年輕人是一個國家的未來，而母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王登峰教授也提出，中國的教育體系亟須改革，傳統(tǒng)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很成功，但能夠讓青少年受用一生的行為教育明顯不足。現(xiàn)在需要的是行為規(guī)范的教育，讓學生做到按時上課，知道怎樣與老師相處，通過訓練告訴他們在面對困難、面對紛繁復雜的矛盾的時候，應該怎樣去做。

　　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張侃說：“金錢并不意味著快樂，迅速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反而會承受越來越多的心理問題。”他說，心理學家應不斷加強與社會學家、公共政策研究者合作，為社會的管理決策提供理論依據(jù)和方法建議，為日常生活，特別是各類突發(fā)事件導致人們心理壓力失衡，進行正確引導和及時疏通，為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做出貢獻。